虎门巨富自曝陷3亿融资圈套_

　　摘要：●知名民营企业家方德成称，融资不成反被追索好处费，20余场官司缠身

　　方德成的商业街，从A栋到G栋，从地下室到最高的6楼，全被查封。

　　进驻方德成商业街的商户，也因此案受到牵连。

　　●知名民营企业家方德成称，融资不成反被追索好处费，20余场官司缠身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原告方8家企业中有7家在注册地址找不到

　　方德成其人

　　方德成，虎门人，年轻时当过兵，退伍后分配至太平人造花厂。方德成任厂长的时候，正遇国有企业改制，他将太平人造花厂盘了下来，进入民营企业行列。

　　方德成为人颇重情义，今日虎门的富豪，不少人起家时都受过他的资助。也因此在人情味颇浓的虎门商界，方德成广受尊敬，担任虎门商会副会长。

　　1999年，方德成家族成立东莞市德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酝酿在虎门建设一条大型的商业街。2003年，商业街建成，资产评估价值达8亿多元。同时，方德成还拥有虎门电子城20%多的股权。

　　■ 核心提示

　　方德成60岁了，叱咤风云的岁月离他远去，迎面而来的是20几场真真假假的官司，从广东一直打到辽宁，如一张大网笼罩他的身心。

　　在“天下第一镇”虎门，方德成是一位前辈级的民营企业家，一位为人低调却赫赫有名的富商。

　　今日的重重劫难，始于2005年的一次融资。方德成通过战友介绍的一对“跟银行很熟”的陌生“夫妇”，计划融资3亿。方德成称，当时写下7张借条、15张支票作为融资的“好处费”，事后双方反目，融资不成但好处费却被对方追索。这些落在对方手中的借条和支票被抽取组合，在不同地方的法院起诉，并通过查封等手段，阻绝他的融资渠道。

　　方德成认为，自己掉入了一个精心设计、步步为营的陷阱。漫长的4年过去了，他的劫难却看似才开了个头。被指诈骗的“夫妇”俩深居幕后，不断涌出新的原告起诉方德成。记者实地调查了涉案的原告方8家企业，发现其中7家在工商登记的地址毫无踪影，关系也显得错综复杂。

　　资金紧缺

　　方德成在东莞商界赫赫有名。1999年，方德成家族成立东莞市德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德兴公司”)，酝酿在虎门建设一条大型的商业街。2003年，商业街终于建成，占地近3万平方米，光电梯就有42个，硬件条件在东莞数一数二。德兴公司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

　　商业街改造资金吃紧

　　2005年5月25日，方德成迎来了一位大主顾――― 来自广州的天河城。天河城进驻虎门，轰动一时。方德成家族很重视，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签约仪式。但天河城认为，商业街的物业结构不利于人流通畅，需要改造。

　　当时方德成资金吃紧，为了东莞天河城顺利开业，他把资金都动用到改造工程上去。“这就导致我们借银行的钱没有按时给利息。”方德成说，加上工程款和办理房产证需要缴纳的费用，出现了3000万左右的资金缺口。

　　熟人介绍朋友帮忙借钱

　　方德成的商业街经过评估，资产达8亿多，3000万的资金缺口本来不算什么。但此时，商业街的房产证还没有办出来，很难通过银行贷款。方德成开始想办法。

　　在人情味颇浓的东莞商界，方德成首先想到了与自己同一个连队的老战友，如今他已是东莞万江区颇有实力的一名富豪，想问他私人拆借。战友告诉他：“我现在没钱，但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这个朋友信用很好，我借过500万给他，他很准时还我。而且他跟银行很熟，找他肯定没问题了。”方德成看到了希望。

　　战友介绍的人叫郑文达，江门台山市人，后户口迁入东莞。2005年9月，方德成主动给他打了个电话。郑文达要20%的报酬，方德成觉得太高，没有答应。1个月后，郑文达表示愿意按10%的报酬帮方德成借钱。

　　开始借钱

　　2005年10月，电话沟通一个月后，方德成与郑文达见了第一面。方德成说，此次见面让他记忆犹新。

　　在一家肯德基门口，方德成见到了郑文达。郑中等个头，有点黑。“他第一句话让我印象最深，他说：忘记我了?我跟肥佬(方德成的战友)上过你家，你装修很漂亮。我说：好像是哦。我印象中没有这回事，但不好意思这么说。”如今想来，方德成觉得郑文达事先下了很多工夫。

　　郑文达建议借3亿

　　方德成回忆说，他提出要借3000万，但郑文达认为金额太少，要么借两三个亿，要么不借。“我说借这么多钱干什么呢，他说你如果用不了，拿去放高利贷都可以。最后我就答应他借3亿。”

　　达成初步意向后，双方又多次磋商。郑文达每次都带上一位名叫白瑞玲的中年女子，两人夫妻相称。

　　郑文达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要一个股东身份。郑文达解释说，股东身份纯粹是为了融资时名正言顺，如果不是公司股东，而是以老板朋友的身份帮忙融资，即使在银行有熟人，也过不了风险控制那一关。

　　方德成觉得有道理。德兴公司是方德成家族的产业，方德成占69%，方德成的太太占31%，要变更股东一点也不难。10月27日晚上，方德成叫上太太和公司会计，与郑文达连夜赶制了转让股权的文件。方德成转出19%的股份，方太太转出11%的股份，让郑文达成为德兴公司30%的股东，并挂上董事副总经理的职务。忙完这些，已经到了晚上12点。第二天一早，这些材料就被送到市区去登记了。

　　虽然明知股东是假的，方德成还是留了个心眼。他坚持要郑文达在收条上注明这些文件是假的，没有实际付款，只做融资之用，并且按上指模。“如果不是这样做，后来的股东官司都没法打了。”方德成觉得这次算是谨慎的了。

　　开7张借条15张支票

　　但急于融资的方德成，并非每次都这么谨慎。股权手续办完后，郑文达忽然消失了，手机无法联系上他。方德成心急火燎，数次让战友帮忙催促郑文达现身。11月21日下午，郑文达、白瑞玲夫妇终于出现。

　　方德成松了一口气，双方开始谈“好处费”怎么给。“郑文达说，我帮你借3亿，报酬怎么给我?我说很容易嘛，一到账我就按比例给你。他说，不行，好多人都是说话不兑现，要先写借条。我担心他今后拿借条告我，他说，我跟你战友那么好，我敢这样做吗?”据方德成回忆，郑文达迅速在纸上算数，把报酬拆成数额不等的7份，总计2967万元，然后亲笔写下7张借条，让他照抄。

　　方德成发现，借条的主体写的都是郑文达的“老婆”白瑞玲。“郑文达说，老公老婆财产不分家。而且真正有钱的还是他老婆，他老婆的哥哥叫白国富，在香港开公司。”

　　方德成说，7张借条刚交给郑文达，郑文达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借条只是一张纸，万一兑现不了，拿着也没用。他要我开支票给他，到时候他可以直接凭支票拿钱。”一番争论之后，方德成又照着郑文达重新拆分的数额，写下总额为2967万元的15张支票。

　　这15张支票又换了主体，收款方是惠州市华粤投资有限公司和惠州市冠品实业有限公司。方德成说，郑文达的解释是这两家[FS:Page]公司都是他的，写公司名字是为了方便过账。

　　“当时心太急，应该写了借条就不写支票，写支票就要收回借条，但我忽视了这个问题。当时写得太多，我担心有问题。郑文达要我把他写的草稿用碎纸机碎掉，我都没有碎。”方德成拿出当时双方的手稿，以证明自己说的话。

　　收5笔钱再开5张借条

　　写好借条和支票的第二天(2005年11月22日)，方德成收到白瑞玲打来的537万元。

　　此后一个多月，方德成陆续收到4笔钱，每收到钱就打一次借条。与高利贷的惯例一样，郑文达事先都抽走了高额利息。

　　据方德成提供的借条复印件和他的存折记录，11月27日，方德成开出100万借条，实际收款70万;12月5日，方德成开出100万借条，实际收到70万;12月26日，方德成开出48万借条，实际收到45.5万;12月28日，方德成开出300万借条，实际收到130万。

　　就这样，方德成实际拿到852.5万元借款，而郑文达手里又多了方德成亲自写下的总额1085万元的5张借条。

　　双方反目

　　最后一笔300万的借款，郑文达预扣了170万，而且是用方德成的物业抵押，这让方德成很不安。

　　借贷3000万泡汤

　　2006年1月初，郑文达“夫妇”又找到方德成，相约去银行借3000万。“此前300万他扣掉170万，我怕3000万他拿到后不给我。”方德成要求郑文达签署一份“承诺协议”。郑文达抱怨方德成不信任他，拒签承诺。

　　银行借款合同签完后，两人到虎门房管所办抵押。方德成回忆，因为“承诺协议”的事，双方僵持到下午6点，工作人员即将下班。郑文达终于让步，说：“你先把抵押办完，等会儿我们找个酒楼吃饭，你说怎么写就怎么写。”于是方德成抓紧办完抵押手续。刚出大门，郑文达突然说忘了已约了人吃饭，马上开车就走了。

　　方德成错愕不已。“我一看不对劲，讲好一起吃饭他都跑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守在房管所门口，把抵押材料拿了回来。”就这样，向银行借3000万的计划泡汤了，方德成的厄运也由此开始了。

　　白瑞玲带人上门大骂

　　当天中午，郑文达的“老婆”白瑞玲带着近10名“借款人”，来到方德成的办公室。白瑞玲将方德成大骂一番。

　　两天后，郑文达到虎门房管所出具了一个声明，自称是德兴公司30%股权的股东，“任何声明人不在场的行为，均不代表声明人，请贵单位不予办理。”由于贷款基本都是靠抵押房产，如果房管所采纳了郑文达的声明，方德成的融资渠道就等于断了。方德成大惊，马上找了律师。

　　直到此时，方德成公司的法律顾问、北京王玉梅律师事务所东莞分所主任缪建峰才开始介入。“我和总经理许应生都劝方生报案，但方生在人情方面总觉得过不去，毕竟还是借了些钱，而且是战友的朋友。”缪建峰说。

　　官司来了

　　此后数月，双方相安无事。直到2006年4月，白瑞玲拿着7张借条中的6张(不包括一张17万的借条，计2950元)，与一张100万的真实借款借条组合，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方德成归还3050万元“借款”，加上高额利息。她还向法院提出申请，查封商业街A、B栋的部分房产和德兴公司400万存款。

　　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方德成生气了。2006年6月27日，方德成到东莞市公安局报案，控告郑文达“夫妇”诈骗。9月25日，东莞警方以挪用资金罪的名义，将郑文达抓获。

　　方德成似乎小胜了一局。但因证据不足，2006年10月27日郑文达即被取保候审。此后也没有被起诉，于是1年后，取保候审的最长期限已到，郑文达完全恢复了自由。

　　双方反目成仇，再也没有见过面。迎面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官司，双方开始了长达4年的“斗法”，一直从广东打到辽宁。

　　第一案说不清的3050万

　　2006年12月，白瑞玲与方德成的第一件案子在惠州中院开庭。双方律师当庭对质，这时方德成的律师缪建峰才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原来郑文达“夫妇”在与方德成接触几个月前(2005年5月17日)，就已经登记离婚!

　　现在，案子越来越复杂。缪建峰指控郑文达与白瑞玲“夫妇”合伙诈骗，却难以让法官认同事情的关联性。而且由于白瑞玲不肯出庭，3050万元巨款是怎么借的，对方律师也说不清。

　　2007年3月14日，惠州中院要求白瑞玲到法院，做了一次调查。白瑞玲说，自己与方德成不熟，是前夫郑文达的战友介绍认识的。在方德成没有打借条之前，就给了3050万元给方德成。“每次都是给现金，在东莞虎门给被告(方德成)的。”法官问：“这么多现金借出去，如何点数?”白瑞玲说：“不难，点大数，一捆一捆的。”给钱的地点“在方德成公司，停车场，车上给的”。

　　“3000多万得点多久?她说点大数，我不怕她给假钞?不怕在停车场被人抢劫?”方德成说到这里，无奈地笑了。

　　但惠州中院最终还是判方德成败诉，要求方德成将3050万元本金和4倍银行利息给白瑞玲。

　　缪建峰指出，这份判决书与白瑞玲自己的交代都有多处矛盾。如白瑞玲说3050万元是本金和利息的总和，法院判决却说3050万元是本金。白瑞玲说借款合同是在东莞签的，法院却以合同签订地在惠州为由管辖此案。此外，3050元巨款的来源、本金到底是多少、如何给钱，都是没有说清的话题。

　　方德成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院认为惠州中院的判决事实不清，发回重审。于是，双方的“第一案”又回到了一审，目前判决还没有到方德成手上。

　　实际上，在郑文达被抓之前，“夫妇”俩还分别在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告了方德成一状。2006年6月3日，郑文达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537万的真实借款起诉。8月11日，白瑞玲拿着15张支票，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2950万元。

　　方德成陷入被动，一面应付已经产生的3宗诉讼，一面又向东莞法院起诉，将郑文达的股东身份剔除。由于证据齐全，郑文达最终失去了德兴公司股东的身份。

　　经久不息的疯狂官司

　　股东案赢了，更多的诉讼却滚滚而来。方德成白纸黑字写下的7张借条、15张支票，外加真实借款的5张借条，落在郑文达、白瑞玲手中，成为可以任意抽取组合起诉的证据。到2007年，积累到缪建峰手头的案子已使他应接不暇，方德成不得不扩大律师团队。

　　2007年2月14日，白瑞玲以“现住地址”在博罗，向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起诉方德成148万。3月2日，郑文达在东莞市人民法院起诉方德成100万元。

　　这只是两宗小案件。2008年起，诉讼的主战场转移到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这一次，起诉方德成的，是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由于支票可以转让，15张支票被白瑞玲经过多次转让，到达不同的[FS:Page]企业或个人手中。这些企业和个人云集惠城区法院，纷纷起诉方德成。

　　记者根据起诉状统计，仅拿着白瑞玲转让的支票，在惠城区法院起诉的案件就接近10宗。2008年6月17日，东莞市松日家具材料有限公司起诉200万元;6月19日，惠州市华粤投资有限公司起诉500万元;9月20日，一位名叫“白国富”的人士起诉200万元;9月21日，东莞市合丰化工有限公司起诉400万元;9月22日，东莞市胜代家具有限公司起诉450万元;还有一名叫“蔡丽珍”的人士起诉200万元。

　　记者发现，以上6宗案件原告各不相同，但起诉状除了名称、数额、日期等事实不一样外，格式、表述完全相同。不仅如此，各方接手白瑞玲的支票均在2008年6月13日这一天。原告之间也显示出一定关联，如白瑞玲在法院接受调查时称，惠州市华粤投资有限公司和冠品实业是郑文达的。记者在起诉状中还发现，“白国富”既是华粤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东莞市东城中顺塑胶五金制品厂负责人。而白国富，据传是白瑞玲的哥哥。

　　除了上述6案，2008年6月17日，惠州市绿鑫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又起诉100万，来源是白国富的中顺塑胶五金制品厂转让的100万支票;6月18日，绿鑫公司再起诉537万。

　　经久不息的起诉，让方德成明白了自身的处境。他发现，在不断增加的案件中，法院既不会收走这些支票和借条，也不会认定它们无效，所以这些单据可以不断地、有效地转让。据他们统计，部分支票已被拿去重复起诉达5次。

　　上个月，方德成竟收到一份来自辽宁抚顺的应诉通知书，告他的依据正是一张被转手的支票。

　　“巧妙”查封

　　虽然还没有一个案件败诉，但纠缠4年的官司，已让方德成不堪重负。因为官司没有结束，查封就已经开始。这源于法律规定的诉讼保全制度。

　　商业街被查封殆尽

　　让方德成郁闷的是，对他的查封是如此“巧妙”。2008年11月5日，根据东莞市胜代家具有限公司的申请，惠城区法院查封了德兴公司商业街5处房产。奇特的是，同一个案子，查封的地方却分别位于商业街的C、D、E、F、G共5栋，查封面积最少的只有40平方米，最多的也不超过130平方米。惠城区法院还根据其他原告的申请，分别查封了商业街A栋、B栋和地下室的小部分面积。

　　目前，商业街从A栋到G栋所有栋楼，从最低的地下室到最高的6楼，已被查封殆尽。尽管原告各不相同，查封的手段却如同一盘精妙布局的棋，逐步吞食直至全面合围。为什么对方要这样做?“因为查封后就不能转让，不能抵押，这样他们就可以阻断方德成的融资渠道，迫他就范。”缪建峰分析说。他提出质疑，认为这样的查封明显不合理，法院不应允许。

　　这还只是方德成感到压力的一部分。2007年1月23日，惠州市博罗县法院又根据白瑞玲的申请，查封了入驻商业街的国美电器、好又多、肯德基等知名商户的租金。“商户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来问我情况。但我怎么跟他们解释都没用，他们只会认为我们信誉不行了。”方德成说，对方向自己的合作伙伴施压，造成的损失更加巨大，部分商户因而撤出。

　　查封引发上亿损失

　　绵绵不绝的官司和由此而来的查封，阻绝了方德成的融资渠道。新一轮的官司又开始了，这回都是真实的。原本信赖方德成的银行和合作伙伴，都开始找上门来。

　　认识郑文达之前，方德成欠几家银行共1.3亿的债务，这些债务本来在商业街的房产证出来后，就可以轻松还掉。但官司缠身后，方德成没了借款渠道，部分租金收入也被查封，还债成为一个难题。

　　方德成一次次向银行诉苦，最终几家银行都同意再“通融”一段时间。但这种通融，也不是可以白吃的午餐。它需要办理手续，即“借新还旧”。“这样又产生了一大笔‘过桥费’，损失很大。”方德成说，虽然很艰难，但他理解银行的做法。

　　陷入困境的方德成，发现人情也开始变味。方德成扶持过的一位本地富豪，因为担心自己的1000多万债务收不回，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令方德成的状况雪上加霜。

　　据德兴公司统计，为那场融资付出的代价，已经超过1亿元。深陷诉讼泥潭的方德成，忙于通过司法渠道解除查封，重新打开融资渠道。方德成说：“希望不同的法院能够互通信息获知全貌，希望司法能够有一个避免恶意诉讼的制度，也希望警方能够再度介入调查。”为此他四处奔走，身心俱疲。

　　方德成欠债示意图

　　2005年5月

　　虎门商业街改造，方德成急需3000万资金。

　　2005年10月

　　郑文达提出愿意借款，报酬是借款额的10%

　　2005年10月

　　郑文达提出可借3亿。如此一来，郑可获报酬3000万，他实际要求获得2967万。

　　2005年10月27日

　　郑文达要求入股，方德成给予其30%的股份。

　　2005年11月21日

　　郑文达提出，这2967万好处费拆成7份借条;这笔钱再分成15张支票交付。按照字面证据，方德成共欠郑两份好处费。

　　2005年11月22日之后一月内

　　方德成收到五笔钱，郑文达都事先扣下好处费。自此，方又写下5张借条，共1085万。

　　合计

　　方德成一共写下：7张借条(好处费)+ 15张支票(好处费)+ 5张借条(收款借条)

　　那么，从账面上看上，方德成共欠下：2967万+2967万+1085万=7019万。

　　方郑双方官司迷局

　　2006年4月

　　白瑞玲在惠州起诉，证据是手续费借条6张共2950万，真实借条1张100万，要求方德成还债3050万。

　　2006年6月27日

　　方德成到东莞市公安局报案，控告郑文达诈骗。

　　2006年9月25日

　　郑文达被抓。

　　2006年10月27日

　　郑文达被取保候审。

　　2007年10月27日

　　郑文达被取保候审已满法定最长期限(1年)，未被起诉，其恢复自由。

　　15张支票被转让，官司纷起。

　　方德成的房产被查封，断了融资渠道。租户上门问责。

　　方德成除了打官司，还要向银行交纳“过桥费”等，欠债逾1亿。

　　悬疑

　　诈骗?施压?

　　原本同甘共苦、美满和睦的家庭也经常硝烟弥漫。家人埋怨方德成做事太急躁，太信朋友，又不懂融资知识，惹出这么一桩大事。方德成却深感对不起家人。

　　跟记者说起家事，方德成有些喘不过气来，但他仍面带笑容，很难看出他内心的悲伤。毕竟，他已是经历过60年风雨的老人了。

　　而郑文达、白瑞玲“夫妇”日子也不见得好过，至今方德成承认从他们那儿借到的852.5万元借款中，只还了300万本金及其利息，还剩下500多万本金及其利息没有归还。究竟是如方德成所称“夫妇”俩事先精心策划诈骗，还是双方反目后对方试图以诉讼向方德成施压，以便拿回本金和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