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钟鼓楼边铃铛胡同里有一间“草根老物件博物馆”，路过的人都会忍不住进去看一看。这是当地居民宋振忠兄弟长期收集老物件后，街道居委会免费提供的展览室。

　　与“草根老物件博物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一个官方展览——“城市记忆”，也即将开展。展览展出普通百姓60年来曾经使用过的搪瓷脸盆、摇煤球的筛子、烧热水的水汆、暖被窝的水鳖子、板砖收音机、印着口号的搪瓷杯等生产生活用品。

　　60年，在中国被称为“一个甲子”而受到特别关注。在新中国进入第六十年之际，老物件，作为中国普通百姓的“共同经历”和“共同记忆”， 在远离中国人日常生活几十年后，被人们从历史中寻找回来。

　　负责“城市记忆”展览的两人都叫徐伟，都是50岁上下年纪的男性，他们一个是北京朝阳区文化馆馆长，一个是首都博物馆设计部主任。

　　馆长徐伟带领他的员工，从中国各地搜集到3000多件老物件：纸糊针线框、用煤球炉迅速烧热水的水汆、搪瓷脸盆，各个时代的生产、生活用品……

　　“这是60年来我们生活变化的记录，也是新中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馆长徐伟说。

　　主任徐伟负责布展。挑选出来的600多件老物件按年代分别集中在一个虚拟空间，还原成一个个家庭的布置。主任徐伟说：“它们代表着市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和文化。”

　　展品中，有一个用来放蘸水笔的笔筒，用蘸水笔笔尖轻蘸一下墨水，才能在纸张上写出字迹——今天的年轻人，早已不知“蘸水笔”为何物。

　　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人有一支好钢笔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人们往往把它别在胸前，形同今天人们的装饰。而蘸水笔因为价格低廉而被广泛使用。

　　物品捐赠者谢家麟说：“当时使用蘸水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学俄语，蘸水笔写出来的俄文字母更有艺术感。”由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中国的青年学生都需要学习俄语。

　　老北京手艺人、96岁的靖奎老人床底下的一袋“上了年纪”的剃头刀是他的宝贝。虽然现在剃头刀已经派不上什么用途，今天的理发师都不会摆弄它了，只有那些希望体验中国老式剃头的外国人，或者是拍电影的剧组，让老人偶尔“重操旧业”，但“历史的故事都在这剃头刀上”。

　　靖大爷回忆说，新中国刚成立时，连剃头刀都得从日本进口。直到后来国家逐步建立起齐全的工业门类，才开始有能力生产各种类型的五金产品。他的剃头刀才逐渐变成了国产，而且质量越来越好。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对于生活的深刻印象就是“清贫”：有毛泽东手书“为人民服务”红色字体的白色搪瓷水杯，是捐赠者当年的嫁妆;漆着“人民公社”字样的煤油灯，伴随着主人走过没有电的岁月;弹弓、铁环、玻璃球，孩提时代的玩具虽然简陋但依然带来多少欢笑……

　　谢家麟还保存着他的结婚证书——一张没有照片的红色纸片。就像这张结婚证书一样，日子不乏温馨但也单调，没有隆重的婚礼，更没有今天的婚纱照相。而比谢家麟小十来岁的北京衙门口村王彩霞的结婚记忆则是一台蜜蜂牌缝纫机——30年前，这是很隆重的嫁妆了。

　　靠着这台缝纫机，王彩霞“自给自足”， 打扮了自己也打扮大了女儿。虽然今天全世界每8件衬衣中就有一件是中国生产，王彩霞的缝纫机“失业”了。但是，与老物件相关的生活习惯还难以改变，“哪怕是缝一条小围裙呢”，王彩霞说。

　　老物件都有一个个故事，既是个人的，也属于全体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一代人的共同记忆里，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

　　朝阳区文化馆收藏有一台1960年生产的9英寸黑白电视机，那是新中国最早自主生产的一批电视机，寻常百姓买不到也买不起。虽然四四方方样子笨拙，但“是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上发展的成果，鼓舞人心”，朝阳区老物件工作坊负责人沈琳英说。这台电视机当初是一个文化站的宝贝，大家就像到电影院一样涌到这里看内容有限的电视。

　　重庆的程老师第一个较大的私有财产也是电视机。当初她居住的房子、家里的桌椅、木床都属于她工作的学校。上世纪80年代初期，她通过各种关系得到一张电视机票，几经凑钱，终于把电视机买回家。

　　“那时孩子们像过节一样兴奋，邻居也都来了，把它当作大伙儿共同的财产。”程老师说，“几个孩子能上大学或许与这台电视机有关，因为从那时开始，家里的孩子明显更关心国家大事了，视野也开阔了。”

　　文化生活的丰富更不消说，也正是有了电视机，从1983年开始，中央电视台创办的春节晚会成为中国的新民俗。

　　虽然位处小胡同，但“草根老物件博物馆”已经引起不少外国人的关注，他们前来参观，并且发出惊叹。宋振忠介绍说。

　　不过，人们告别的老物件远比保存的多。比如，起冰箱作用的竹劈子保温桶;熨衣服的烙铁现在都已经没了踪影。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说，搜罗的不少老物件年轻人都因为不知何物而“看不懂”，“所以，我们请来一批老人帮助文化馆的年轻人鉴定老物件的年代和用途”。

　　“看着这些老物件，你会蓦然感到，时光是那样匆匆，变化是那样巨大。”徐伟馆长说，“老物件其实就是一本书，既回味共同走过的道路，也在告诉我们，未来应该如何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