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第一套人民币发行流通

　　第一套人民币是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开始发行的，并于1955年5月10日停止流通使用。由于全国尚未完全解放，因此每解放一个大城市就立即接管当地印钞厂，以最快的速度翻制印版、印刷发行人民币，这就直接造成了印刷工艺不统一，水平参差不齐，并导致第一套人民币在印刷过程中共出现了石板、凸版、凹版、胶版、凸凹套印、凸胶套印和胶凹套印等七种工艺，纸张、油墨等主要材质也并不统一。正因为如此，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刷质量差别很大，也没有特定的水印，防伪效果比较差，同时加大了收藏的难度。

　　第一套人民币的面值多且种类复杂。它共有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和10000元、50000元等12种面值。同时，每种面值又不止一种图案，其中1元两种、5元和10元四种、20元七种、50元六种、100元九种、200元五种、500元和1000元六种、5000元五种、10000元四种、50000元两种，总计60种图案。

　　由于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的限制，第一套人民币已经相当珍罕，能将之集全实属凤毛麟角，其中壹万圆“驼队”、壹万圆“牧马”、伍仟圆“牧羊”、伍仟圆“蒙古包”、壹仟圆“牧马”、伍佰圆“瞻德城”这6种票背有维文或蒙文的，与2张伍万圆的最少见。这8张成为第一套人民币中收集难度最大的纸币。

　　195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流通体制进入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

　　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

　　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的。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用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

　　城镇粮食的凭折定量供应始于1955年，国务院《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

　　副食经营货品，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斤4两;红白糖各4两，鲜蛋2个。另外“五一”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粽子，采取多供户少供数的办法，供应日期在3天至7天以内售完为止。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5年10月，上海市印制发行“五证一票”。五证是：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工商行业购粮证、伙食团购粮证、特种用粮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各户用粮均由粮食部门核定数量，发给购粮证，向指定粮店凭证计量购买粮食。一票是：1955年上海市粮票。

　　这些粮票、粮证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凭证，属无价证券。凡居民在市内伙食单位或在亲友家搭伙，以及购买粮食复制品等，凭购粮证向定点供应的粮店，在定量计划内，按照需要量换取上海市粮票。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全国的粮食销售价格基本全部放开，实行了40年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制度(即统销制度)被取消。

　　1998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起了新一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此次粮改的原则是“四分开一完善”，即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

　　2001年，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正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将改革范围扩大至全国，重点是浙江、上海、广东、福建、海南、江苏、北京、天津八省(直辖市)。第三次粮改由此启动。

　　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宣布，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

　　50年代，妇女浓妆艳抹的基本上看不见了，她们的发型变化比较大，比较多的是梳短直发，头发后梳，或辫子梢扎上橡皮筋，朴素利落。

　　上海中青年妇女流行剪发，很少梳髻，少数老年妇女主要梳圆髻，或梳简便的道士髻。此外，还流行波浪式长发盘梳的几何形花纹的风凉髻。

　　辫子更是上海青年女子的主要发型，式样比较单一，以朴素为美。束发也是她们的基本发型之一。女孩常把头发分成两束于脑后，形似发辫。

　　1950年以后，烫发进一步面向劳动妇女，上海著名的理发店如南京、新新、华安、百乐、沪江、紫罗兰等店的理发师设计了不少新发型。

　　1956年春末，一趟火车由上海开出，车上有100多口子上海理发业的同行。这些同行来自当地最有名的四家理发馆：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随车托运的还有这四家理发店烧水的锅炉、理发的椅子、别头发的卡子、磨推子的油石等一应家什儿。36小时后，那趟列车将这四家理发店由人带家什，到达了北京。

　　上海四家理发店进北京，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和过问下成行的。四家理发店的师傅们进京头一个月就是四处转转、玩玩，捎带手看看什么地方合适。据说，最初的打算是，四家理发店在京城东南西北各安一家。可是，俩月过去了也没找到合适的地儿。实在没办法了，都说东单理发馆的地方不错。当时负责接待四家美发店的就是东城服务公司，正管东单理发馆。于是，一句话下去，东单理发馆立马腾地儿。这东单理发馆的地界不错，正对着东安市场，而且面积大，一溜20多米3个大门脸儿。最后决定，四家联合成立一家大型理发店，名字就叫“四联”，也就是四家联合之意。

　　上海这四家名理发店在当地单拿出来一家都是响当当的，更甭说四家合到一块儿办的四联理发店了。那会儿，京城有点名儿的理发馆剪个头4毛钱，到四联理发8毛。不过，四联确实贵有贵的地方。早年间，京城理发也就是刮个脸、修个面，基本都是为男人准备的。建国以后，京城理发行里技术确实落了伍，连会使推子的都没几个。等到四联一开张，全国独一份的10把美国进口理发椅已经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更别说师傅从上海带过来的新潮发型了，单是一手拿滚刷、一手吹风的手艺就够看头了。当年上海理发行里，讲究的就是吹风造型、手法细腻、样式新颖。顾客理了发出来，看起来活泼、精神、利落。这烫发、吹风的手艺直到今天都是四联的招牌。(吕英博：《四联美发：师傅稳定 手艺稳定》，2008年4月13日《经济观察报》)

　　1956年中国照相馆落户北京

　　到今年的9月25日，中国照相馆就将迎来落户北京53年的正日子。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这个凝聚了上海、北京两代技师心血的地方，不仅为许多国家领导人进行了肖像拍摄和照片修复，更用光和影记录下了时代变迁中普通市民人生的难忘一刻，从满月照、结婚照再到全家福，印有“中国照相”四个字的小小照片几乎成了很多北京人家里珍藏的传家宝。

　　在迁京53年来的发展中，中国照相馆经历了顾客每早凌晨排队、营业直到深夜的辉煌和鼎盛，挺过了客流大幅下滑、人员流失严重的低谷和动荡，更在整个影楼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稳稳站住了脚跟。从1956年由上海迁京时的十几位技师发展到今天的几百位员工、2000多万元年营业额，中国照相馆以自己的努力和实力，捍卫了“老字号”这块金字招牌。

　　周总理亲定迁京地址

　　说起中国照相馆的来历，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1937年江苏武进人吴建屏到上海滩闯世界，在当时的上海静安寺开了一家照相馆，取名中国照相。1939年上海沪光电影院首映由陈云裳和梅熹主演的《木兰从军》，吴建屏和电影院联手加工、印制了5万张陈云裳不同姿态的照片，买一张影票送一张明星照片，在当时的“十里洋场”轰动一时，上海人由此记住了“中国照相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照相馆把服务对象转向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官兵，它首创的礼服出租和鲜花专供等服务项目招揽了大批顾客，生意十分兴隆。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后，为响应周总理“繁荣北京服务业”的号召，16位中国照相馆的职工带着老婆、孩子以及照相馆里的全部家什，与当年同批迁京的上海服务业职工一起，乘坐一趟铁皮列车来到了北京。

　　关于中国照相馆迁京后的位置，中央领导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还是周总理亲自选定:“放在王府井挺好，而且要放在王府井口上。”1956年9月25日，中国照相馆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正式营业，从此开始了“服务首都人民”的新历程。

　　81岁特级技师记挂老店

　　“当时就是‘一锅端’过来的，我们这十几个人平均年龄大概30出头，正是出活的好年纪，想着我们是为了响应总理号召来北京的，觉得特别光荣。”中国照相馆暗房特级技师徐松延老人回忆起当时迁京的情景仍难掩激动。“早些年时常想家，但越上岁数反而越呆得习惯了，习惯了北京的暮楼钟鼓，习惯了常到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去看看。”徐松延老人操着一口仍然很浓的乡音告诉记者。

　　周总理排队等拍照

　　对于许多老北京来说，姚经才的名字就如同中国照相馆的招牌一样熟悉和亲切。这个15岁进入照相馆学徒，37岁带着家人迁来北京，1997年患病辞世的特级摄影技师，在以自己手中的相机和质朴的为人赢得众多顾客口碑的同时，也将对摄影艺术满腔的执着和热爱永远留在了北京这块异乡的土地上。

　　“在我心里，与其说父亲是一个摄影大师，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性格开朗热情、爱吃爆肚冯和全聚德烤鸭的可爱老头。”同样在中国照相馆工作的姚建中是姚经才的小儿子，如今已年近五旬的他提起父亲时却显得像个孩子，“我是听着父亲讲述迁京盛况和照相馆里的故事长大的。”在所有的典故中，姚建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总理来照相的故事。1956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时任中国照相馆经理的姚经才和同事张孔嘉正在为顾客照相，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走进摄影室，悄悄挨着前面的顾客坐下。当他们发现总理后，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计，紧紧握住总理的手，请他先照。然而总理却说:“按秩序嘛，谁先来谁先照么。”轮到总理后，姚经才和张孔嘉显得有些紧张，总理又打趣说:“这是你们第一次给我拍照吧，熟悉了就好了。你们是专家，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照好的。”在真诚和热情的鼓励下，姚经才按下了快门。正是这幅被总理一生使用的标准像，后来还被邓颖超大姐定为了总理遗像的照片，成了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而更令姚经才感动的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总理还破例将这幅照片的原片送给他们留作纪念。

　　一张照片让被拍者落泪

　　与姚建中一样经常听故事的还有姚老师傅的徒弟解黔云。作为中国照相馆的第二代特级摄影大师，解黔云从1961年入行至今，从未忘记过当年对师傅许下的“愿与事业共白头”的诺言。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解黔云拍摄的肖像照不仅深受顾客喜爱，还多次问鼎过全国摄影大赛。而曾经一位左眼残疾的老人在看到解黔云巧妙布光后拍摄的照片喜极而泣的情景，更是让他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特别的意义:“每个人都有爱美的权利，我想做的就是把人们最美的一瞬间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来。”如今早已到了退休年龄的解黔云又接受了单位的返聘，抱病回到刚刚开张的金源分店，回到了他喜爱的肖像摄影工作中。

　　熬过惨淡老字号重焕光彩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照相馆刚刚迁京时，“每天从凌晨四五点钟就在店门前排起了长队，有专门工作人员向顾客分发号牌，一般号牌发至下午3点，但拍摄室每天要忙至深夜10点左右才能收工打烊。”

　　1992年王府井大街改造工程开始，客流量呈下滑趋势、整个影楼市场呈现疲软，中国照相馆陷入了从未有过的低谷。

　　从1992年至1997年初，因经营不利，上级公司三次更换了企业的主要领导，但仍未阻止中国照相馆经营状况一再下滑的颓势。企业应对无方、领导茫然无措、员工人心惶惶，这就是现任中国照相馆总经理孙秀珍1997年8月赴任时面临的窘境。为了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与发展，经过市场调查，中国照相馆决定打破传统坐店经营方式，抓住1999年国际老人年的契机，走出店门，开展为老年人免费拍照、并赠送照片的活动。这项看似冒险的活动最终为中国照相馆赢得了许多回头客，将中国照相馆从企业的“生死线”上拉了回来。如今坐落在王府井大街180号、营业面积900多平方米的中国照相馆，拥有五家分店、300多万进口数码设备，年营业额达到2500多万元。